全球主權基金、央行等“大金主”的配置路徑歷來備受關注。它們對中國市場持何觀點？碳中和趨勢將如何影響其配置決策？

對此，第一財經日前獨家專訪了美國大型資管機構景順（Invesco）大中華、東南亞及韓國區行政總裁潘新江。“以前主權基金要論證的是‘是否要投資中國’，如今要論證的則是‘為何不投資中國’，在未來五年，40%的主權基金計劃增加對中國資產的配置，可觀的投資回報、投資組合多元化等都是主因。”景順于7月12日發布了年度《全球主權資產管理研究》，詳細闡述了82只主權財富基金及59家央行人士的觀點，旗下管理的資產總額達19萬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后全球資管機構對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以及氣候變化的關注度空前。他稱，在短短四年時間里，在組織構架層面采用ESG政策的受訪者比重急劇上升，主權基金從46%升至64%，央行則從11%升至38%。另外，氣候變化也剝離出ESG議題，成為機構關注的焦點。

主權基金將繼續加碼中國資產

與過去幾年的調查結果一致，全球主權基金普遍在2020年加碼中國，而且這一趨勢仍將持續。

潘新江稱，在未來五年，40%的主權基金計劃增加對中國資產的配置。75%的主權基金受可觀的投資回報所吸引而投資于中國資產，另有57%的主權基金則將中國視作實現投資組合多元化的重要渠道。主權基金預期，通過新資本以及運用之前對北美及歐洲等發達市場的配置資金，以支持其增加對中國資產的配置。

與主權基金一樣，各國央行也在繼續增加對中國資產的配置，以在美元基礎上實現多元化配置。盡管所有貨幣均受益于這一多元化趨勢，但人民幣是主要受益者之一，截至2020年底，人民幣的平均配置比重為2.3%，而一年前則為1.9%。研究表明，超過半數（53%）的受訪央行目前持有人民幣，而2018年的比例為40%。

數據顯示，今年6月債券通下日均交易量達305億元人民幣，交易筆數為6407筆，創出歷史新高。全球三大債券指數均已將中國債券納入其中，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市場債券占總托管量的比例提升至3.5%；北向資金今年凈流入A股近2234億元，已超2020年全年的2089.32億元。多位國際資管機構的投資經理都曾對記者表示，以綠色投資趨勢為例，中國具有最完整、成本更低的新能源車、光伏產業鏈，因此各國機構早前就已經出現了持續搶籌的現象。

未來，主權基金的配置可能進一步向權益資產傾斜。在疫情后，景順的研究表明，主權基金的資產配置整體都發生了轉變——固定收益配置比重從34%降至30%，股票配置比重則從2020年的26%升至今年的28%。另有30%的受訪者預期將于未來12個月上調股票配置。

“主權基金一般都有一定的收益目標，尤其是例如養老基金（pension fund）等承擔了一定負債驅動融資的機構，年化收益目標普遍要到8%~9%。因此在零利率環境下，尋求收益的需求越發強烈。”潘新江對記者稱，主權基金增配權益、另類投資等將是大趨勢。在美國大型基建刺激計劃的推動下，越來越多主權基金開始考慮基建或地產投資項目，這些項目的退出周期往往更長，但也可能匹配更高的回報。

ESG、氣候變化因素越發重要

潘新江也提及，ESG和氣候問題在資管機構的投資決策過程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景順的研究顯示，自2017年以來，主權基金及各國央行的投資組合對ESG原則的納入比重大幅攀升。在短短四年時間里，在組織構架層面采用ESG政策的受訪者比重急劇上升，主權基金從46%升至64%，央行則從11%升至38%。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主權基金及各國央行優先重視ESG；受疫情影響，近四分之一（23%）的主權基金及44%的央行提高了對ESG因素的關注度。

主權投資者對ESG承諾的踐行方式因投資風格而異。僅13%的流動型主權基金制定了正式的ESG政策，相比之下，負債驅動型主權基金中79%設有ESG政策。然而，多數主權基金（57%）一致認為，市場定價并未考慮到氣候變化的長期影響，這可能會帶來超額收益的機會。

一直以來，氣候變化是ESG下的一個小議題，但從去年開始，無論是公司CEO還是投資機構，都將氣候變化列為單獨的議題。

其實氣候變化的風險離投資者并不遠。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組 (TCFD)此前就提及，加強對與投資者有關的兩類氣候相關風險和機遇的信息披露至關重要，即實體風險（physical risk）和轉型風險（transition risk）。實體風險指更加頻繁、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對保險責任、金融資產和貿易中斷產生的影響等；轉型風險則是指向低碳直至最終零碳經濟轉型期間產生的影響，畢竟技術變化或政府政策轉變可能促使眾多資產被重新估值。

潘新江對記者稱，氣候變化的確是大型資管機構關注的頭號議題。例如，氣候變化是主權基金房地產投資組合面臨的最大風險，甚至大過收益率下滑的風險。84%的主權基金在進行房地產投資時加大了對氣候的考慮。在進行房地產投資時，亞洲主權基金最有可能報告其將氣候變化考慮因素“完全納入”盡職調查，這一比例為30%，相比之下，西方主權基金及中東主權基金的比重則分別為28%及0。

在他看來，關鍵在于要明確碳中和的定義，并要明確如何測算投資組合中的氣候變化因素，“目前我們依靠外部的數據來源和公司的披露，但所有人披露的東西都不同，目前各國之間尚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